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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 法苑論壇 -> 高級法官論壇

        司法方法論視野下的邏輯與經驗

          發布時間:2015-12-25 13:52:15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提出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這一命題作為至理名言在我國法律實務界已廣為傳誦,這對于提升“經驗”在司法裁判方法中的一般功能認知、指引法官個體注重實踐經驗的積累等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句話并非意味著霍姆斯大法官否定“邏輯”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應有價值。從現實情況來看,在我國,這一具有特定含義的名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被少數人照抄照搬,從而造成誤讀誤用、誤導司法的現象。司法方法作為聯結法律和案件之間的橋梁,是規制法官自由裁量權和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以司法方法論為視角,運用法律心理學等實證研究成果,全面、歷史地解讀經驗判斷與邏輯方法在法律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理性地看待個案司法裁判形成的內在思維過程,掌握裁判活動的基本原理和有效方法,對法官而言已顯得非常重要。

            為什么“反邏輯”:一個容易被誤讀的法律命題

            從掌握的資料來看,霍姆斯關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的觀點首次出現在1880年一篇對蘭德爾所寫的論合同法一書的評論中。在同年出版的《普通法》一書開篇中他再次重申了這個觀點,其原話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對時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不管你承認與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見對人們決定是否遵守規則所起的作用都遠遠大于三段論。法律包含了一個民族許多世紀的發展歷史。它不能被當作由公理和推論組成的數學書!

            和霍姆斯的其他法律思想一樣,他的這一至理名言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容易使人們曲解司法中邏輯和經驗的關系。不少人據此認為霍姆斯反對在法律中使用邏輯,給其貼上“反邏輯”的標簽。對此,我國已有學者立足霍姆斯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司法實踐的特點等歷史線索,全面分析了他為什么“反邏輯”,反對的究竟是什么,相關研究成果對于澄清對這一命題可能存在的司法誤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有關法學研究表明,在霍姆斯所處的時代,當時美國法律界的主流是哈佛法學院院長蘭德爾代表的法律思想。這種法律思想繼承的是英國傳統,帶有濃厚的法條主義和形式主義色彩,其目的是為了盡量減少司法中的自由裁量權給人帶來的對法的確定性和科學性的懷疑。但實際上這個方法不可能成功。特別是在社會急劇變化、案件千姿百態的情況下,法官無法將以往的法律概念和理論直接運用到新的案件事實中,單純地從法律角度直接使用邏輯推理,演繹出每個案件的司法裁決,而必須基于對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的匹配度考量,在充分的價值權衡和經驗判斷基礎上才能形成公正、合理的裁決方案。

            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霍姆斯對以蘭德爾為代表的法律形式主義及其伴隨的概念主義發起攻擊。除此之外,霍姆斯“反邏輯”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法律形式主義者經常會把一些帶有意識形態或政治色彩的判決以邏輯偽裝成絕對客觀、中立、正確的結論。從上述歷史背景來看,顯然不能把霍姆斯的“反邏輯”簡單、片面地理解為他否認邏輯應用在法律適用領域的重要作用。

            邏輯為何不能被法律人遺忘:獲信功能及其法治意義

            綜觀已有的研究成果,邏輯方法在法律實踐及司法判決中的應用有著較為悠久的歷史。例如,西方邏輯史學家黑爾蒙曾指出,三段論的邏輯形式早在古埃及的司法判決中就已經有所運用。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就是用邏輯的對立命題與省略三段論的方式來宣示法律規則。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等所發展的邏輯學體系對后世各國的理論研究、立法和司法亦影響至深。肇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各國的概念法學派,堅持“法律的邏輯自足性”,強調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論”。例如,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就認為,法律推理就是普通邏輯的三段論在法律適用中的運用,即法律規定是大前提,某一案件的事實為小前提,法院判決或某一法律問題的解決方案系結論。所謂法治就是要求結論必須是大前提與小前提的邏輯必然結果。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法律的生命就是邏輯。

            從司法方法論的視角考量,司法裁判形成過程中的邏輯方法有利于保證確定性結論的獲取,有助于使裁判結論更加正當化,從而加強人們對裁判結論的信心和信任,使裁判具有獲取當事人和社會公眾以及歷史反復檢驗、接受、信服的基礎,符合法律心理學科學原理,體現了法律思維方法中的“獲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法治意義。正如美國亞狄瑟法官所言:“法律如果要受人尊重,就必須提出理由,而法律論證要被人接受,就必須符合邏輯思考的規范!

            在成文法語境下,邏輯三段論的思維模式更應當成為司法機關輸出每一個司法裁決的基本構造。當前,在我國司法改革的新背景下,推進嚴格司法,尊重司法中的邏輯規律,是法官職業所依、司法特質所系、法治事業所托。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權利意識和監督意識不斷增強,特別是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法官員額制和辦案責任制等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對統一裁判標準、促進司法公正的要求和期待更為迫切,人民法院各項工作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任務也更加艱巨。

            尤其是在司法環境仍然錯綜復雜的情況下,強化司法裁判的邏輯思維,確保法律規則的嚴格適用、規范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把嚴格司法貫徹落實到每一個司法案件中去,這對抑制司法者的主觀恣意、實現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全國各級法院應高度重視裁判規范化建設,加強和規范司法解釋和案例指導工作,通過制定科學、統一的法律適用標準和程序規則體系,為嚴格司法創造前提和基礎,從制度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實現。

            經驗如何參與裁判的形成:法律心理學的實證考察

            對大量的司法判決進行細致的實證研究表明,在司法中光強調邏輯三段論的簡單運作并不能從根本上保證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有效實現還必須依賴司法者的職業經驗和良知的合力支撐。根據法律現實主義和法律心理學的考察,“大前提+小前提=司法判決”這樣簡明的司法公式,更多的只是存在于理論分析和簡單案件當中,而大量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裁判形成過程,要遠比純粹的邏輯推理復雜得多。從實際的情況來看,在疑難案件處理過程中,邏輯三段論運作之前的關鍵在于法律推理大小前提的正確形成和有效獲取,我們只有在對法律推理大小前提究竟如何形成或獲得,進行更為深入的內在考察和有效監控的基礎上,在強化“制度因素”的同時,關注司法中“人的因素”,才能真正確保司法的公正性。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客觀公正地審查認定案件事實、準確地理解和適用法律,尤其是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對作為小前提的“案件事實”之匹配(有的學者稱之為“涵攝”)關系的確認是邏輯推理的前提和基礎,這也是檢驗法官司法經驗和職業良知的關鍵環節。

            圍繞以案件事實究竟如何形成、法律如何被發現和解釋等主題的理論研究,是近年來法學界有關司法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熱點和難點。法治的原則不僅要求法官要一致地和非專斷地適用法律,而且要求關于案件事實的形成存在一致性,也即事實的認定必須遵循司法的認知規律,貫徹事實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以及疑罪從無的原則,應當是基于某些共同的關于世界的運行方式的理解而作出。長期以來,法學理論界普遍對法律問題的研究比較重視,而對事實問題卻缺乏應有的關注。就是訴訟證據規則較為發達的英美法系國家的學者也很少對案件事實認定做專門系統的研究。綜觀學界對“事實”問題的已有研究成果,不難發現,人們所探討的往往是“事實形成之后”對事實的篩選與評判問題,沒有真正觸及“案件事實究竟如何形成”這一內在的主題。而要想了解究竟有哪些因素參與了案件事實的形成,則必須區別于傳統的訴訟法學研究,借助認知心理學等有關學科知識,從外在的視角轉向案件事實形成的內在歷程,進行法律心理學考量。

            根據法律心理學這一全新視角,案件事實實際上是參與案件訴訟活動的當事人、被害人、證人以及司法者、律師等主體對發生在過去的案件故事進行認知重建的結果,案件事實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以人的認知活動為核心的內在建構與事后發現過程。心理學研究證明,這一內在的心理過程是可研究、可控制的,但也不全然是客觀可靠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案件事實的形成過程就是人的認識、情感、意志這三個心理過程的統稱,同時也是各類主體認知圖式、生活經驗、成長閱歷等個性特征的集中體現。事實上,無論是案件事實的認定,還是法律的發現和解釋都給司法者的經驗判斷和利益衡量提供了應用空間,其間都需要法官以生活的常規和經驗為基礎,結合社會的道德、人情、事理等因素作出綜合性的法律判斷。這種經驗判斷方式所蘊含的衡平、靈活等司法元素,賦予法律以適應性等價值功能,確保裁判的理性方向和個案公正的有效實現。根據法的發現與證立二分的觀念,法律解釋與規范發現完全不同,法律解釋是對“發現”的規范進行論證和正當化的過程,而非作為心理學過程的“發現”本身或發現的組成部分!敖忉尅睂儆谡撟C、證立的范疇,包括對事實的解釋和對法律的解釋。而事實解釋、法律解釋又具有不同的解釋方法,如通常所說的字義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法學界對事實解釋的研究還比較少見。在法律解釋論較為發達的今天,對事實的解釋也應當納入司法方法論的研究范疇。

            司法公正的有效實現:有賴邏輯與經驗的合力支撐

            司法公正的實現和裁判的形成,最終都應以事實與規范的“公正”匹配為最高境界。亦即,經由邏輯推理過程的裁判結論的獲得,應以法官認定的案件事實與裁判規范已形成最佳匹配為前提。正如法國一學者所說:“三段論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往往不表現為既定的因素,而是需要人們去認真探索、發現的。在探索的過程中,法學家們從事實出發來尋找恰當的規則,然而又回到案件的具體情況中來檢驗是否一致。在這有時費時頗久的往返運動中,法學家逐步深化著對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分析,但不能迷失他最終應證明的一致性!泵绹ㄕ軐W家德沃金亦指出:“法律判斷存在多個正確答案,關鍵要從這些答案中依據正義、公平、正當程序與整體性原則選擇最佳的答案作為判決結論!痹谶@一過程中,司法者既要堅持邏輯思維,反復審查分析事實證據認定的準確性,防止事實認定對客觀真相的偏離,又要反復審查分析法律解釋的合理性,使發現的“裁判規范”符合當下案件的事實,使事實與規范形成相互對應的“最佳匹配”狀態。司法審判程序應當力圖說服訴訟參與者和社會公眾,裁判形成的內在過程中已經全面、充分考慮了對于決定“發生過什么”所必需的相關事實信息。在司法程序展開的各個環節,司法者必須為案件雙方當事人提供充分表達自己意見和理由的機會,讓公正看得見、可預測、能感受。特別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通過庭審程序的有效運作,推進雙方當事人充分質辯,有助于讓司法者更全面了解案情、準確認定事實以及更加全面認識社會公眾的價值理念,從而有利于限制法官個體自身價值判斷的空間、克服認知偏見,提升司法裁判的客觀性和社會認同度。

            總之,有關司法方法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均表明,法律推理中的大小前提系借助法官的經驗判斷和價值權衡,在事實和規范的互動中得以“公正”匹配,經由司法者的“目光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往返穿梭”,同時借助邏輯方法的合力運作,最終形成公正的司法裁判。公正的司法判決既是對可靠、合法證據和邏輯方法的體現,也是法官以合理人的知識、經驗對自己參與事實形成和法律解釋的個人偏見、動機和情緒等非理性因素保持合理警覺的結果,是法官對自身的心理與行動進行有效監控、不斷調適的結果。無論是法律形式主義的主張,還是法律現實主義的觀點,其實都難以完全否定邏輯方法和經驗判斷各自在司法公正的實現和裁判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梢哉f,邏輯演繹與經驗判斷在司法公正的實現和裁判的形成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或缺。

        責任編輯:鄭州法院網編輯 劉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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